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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汉 | 剧变与崛起之间:诗人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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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汉:(1960.3-),河南夏邑人。诗人、诗歌批评家。累计有诗五百余首,批评文稿七十余万字,诗文发表于《诗探索》《诗刊》《西部》《安徽文学》《奔流》《飞地》《汉诗》《山花》《江南》《大诗论》《读诗》《文汇报》《光明日报》等国内报刊及多种诗歌选本。出版诗集《冬日的恩典》(黄河出版传媒集团/阳光出版社,2014年)、《街头的证词》(南方出版社,2017年),批评文集《河南先锋诗歌论》(河南文艺出版社,2013年)、《语象的狂欢》(南方出版社,2017年)。现任河南师范大学华语诗歌研究中心(社会事务)执行主任。现居郑州。夏汉老师也担任《元素》诗刊顾问。


采访人:白鹿,98年生,河南工程学院学生,《元素》编辑。


白鹿:文学史上通常的经验是,一个时代文学比较激烈的变化标志,是出现了比较尖锐对立着的文学观念。你认为我们当下有没有这种对立?或者说这种标志不是对立而是其它?

 

夏汉:当一个时代的文学处于“比较激烈的”的时期,“出现了比较尖锐对立着的文学观念”或许是正常与必然的。以我的观察,就当下的国内文学,我觉得是一种杂糅的状态,就是说,既有对立,也有相向而行,确切地说,更多的是,已由上世纪末数十年的西方文学观念的簇拥而至与各路写作者标新立异的探索的混乱无序转化为较为稳定的自我边缘化的个人无功利写作与极度实用势利的写作的混杂之中。如此,当下的自我边缘化的写作状态或许能够带给我们更多的期待与成效。

 

白鹿:上世纪末的情境下,80年代原有的疾风骤雨的诗歌前进速率难以为继,诗歌失去了社会生活与公众意志的支撑,所以“中年写作”、“减速写作”等说法和概念变成了另一种时尚话语,诗歌几乎是前所未有的变成了“寂寞的事业”,你如何看待这种说法?

 

夏汉:部分同意你的描述,我的意思是难以为继未必是一个完整的描述,而失去支撑并不可怕,“中年写作”并非只是堕落为“另一种时尚话语”,这个概念部分反映了写作的真实。至于诗歌几乎是前所未有的变成了“寂寞的事业”,我以为才是最好的状态,这是缘于诗最终是抵达了事物的陌生之处,是一个不可言说的言说,那几乎是趋于沉默的。诗是一种高贵的极端个人性的东西,按照希梅内斯的说法,诗是献给无限的少数人的。如此,优秀的诗篇只有在那些无功利写作的前提下才会真正出现与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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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鹿:张执浩说诗歌是个“小东西”,诗人是个“大家伙”。人比诗大在哪里呢?

 

夏汉:我觉得这个譬喻并未涉及诗与诗人的本质,不妨说,这只是执浩的一个关乎姿态的另类说法,他在此兴许无意于诗自身的构思;“我们一旦提及古代的诗歌,也许某一首诗我们记不住背不出,但是说起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我们都会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在这里,我从另外的向度,几乎读出某种潜在的功利性意味——倘若不是他们那么多脍炙人口的诗篇,哪里会有人知晓、铭记他们。说实在的,诗永远是第一位的“大东西”,古今中外概约如此。至于诗人,大或小只是自身的标举与修行,也不妨说那最终是归于诗歌史家的事情。或许,执浩我们的说辞并不矛盾,只是缘于各自的切入点相异而已。

 

白鹿:现代汉语致使传统诗歌瓦解,而新诗又陷入困境,使之不能在稳定的将成熟的写作经验积淀下来,变成一套可供遵循的规则,那么诗歌又该如何面对这些语言现实?我们在写作实践中如何面对?

 

夏汉:这些担心不能说没有道理,新诗百年的历经,精神的、审美与技艺的经验积淀尚不足,也没有一套可供遵循的规则。但从另外的角度看,这种无章可循正好给新诗带来创造的活力与探索的便利。那么,在写作实践中,我们可以在中西方诗歌的继承中取得基本经验铺垫的前提下,努力探索符合自己心性与审美个性的路径,写出属于自己的文本。

 

白鹿:你是怎样处理诗歌批评和诗歌写作之间的关系的?批评需要跳出来的冷峻和理性,但是诗歌需要进入其间的热枕和感性,批评在你身上没有矛盾吗?因为在别的文体中,比如小说,小说评论家基本上只写评论,很少有自己去写小说的。

 

夏汉:尽管如你所说的那样,诗歌批评与诗歌写作有不同乃至相悖的路子,但在我的写作实践中,并没有觉得矛盾与冲突,这是缘于作为感性的诗歌有赖于知性的穿透,而作为理性的批评也需要感性的体会与支撑,说到底,它们都居于诗的中心。同时,在我这里,写诗既是最初的也是最终的诉求,就是说,我的愿望就是成为一个诗人。而为了要把诗写好,除了要去研读很多的优秀诗文本以外,还要阅读跟诗相关的文字,比如关于诗的解读、诗人的传记以及诗学理论,这就是所谓的知其然而知其所以然。这样的积淀多了,对于诗的写作大有裨益,而进入诗的理性阐释与理论的体系建构就趋近完成,转而进入诗的批评也就顺理成章的发生了。

 

白鹿:有人说诗人可以凭借几首诗一夜成名,但是建立诗歌美学远远不够,一个诗人诗歌美学的建立除了诗歌——可能更多的需要诗歌,还需要靠什么?

 

夏汉:我只能说,诗人的最高归宿就是诗,诗是其唯一,或者说,诗是诗人的信仰。中外大诗人的历史也都证明了这一点。诗以外的都不重要。至于诗歌美学,无外乎想象力、审美和语言的修炼以及主题的偏爱等等。而这一切都最终发生在诗文本里面。在当今诗坛,不少写诗的人心思却在别处。比如,总想着靠近一个体制内诗歌机构,好像跟上这个机构就可以把诗写好,或者就能够出人头地。还有一个情况,一些诗人以为做与诗相关的事由,可以获得诗以外的收获,故而,没有把写诗放在心上。总之,诗是一种艺术,它的习得基于天赋,后天的努力亦可奏效;而诗歌美学则是一门学问,需要较长时间的刻苦钻研方可获得,故此,做一个好诗人除了其天才之外,一生都需用功琢磨、领悟,依靠语言获得诗,而又从理论的高度俯瞰诗之优劣。如此坚持下去,必定步入诗之殿堂,这时候,回首过往的一切——诗歌机构、团体圈子、活动、流派等等,似乎跟诗都相距甚远了。说到底,诗是极其个体性的语言实现,而最终成就诗人的唯有诗自身。

 

白鹿:自朦胧诗以来,当代诗歌的新诗潮是以不断“崛起”的方式次第向前推进的,“崛起”也成了批评家和研究者们指称新诗流向的基本的修辞,你怎样看待这个词?你期待我们这代写作者会与这个词产生关联吗?

 

夏汉:这个概念其实来自于评论家,而事实上,崛起论者看到的情境未必有其概念内涵的相符与外延的匹配,这源于诗的发生是一个诗人的个体行为,在一定的阶段,或许会出现一些同质化的写作与诗人群体,但那是一种渐变,并未如评论家概括得那么显在与集中,甚至于在这样的概念提出多年后,亦有当事者未予认可。而你们这代写作者可否会与这个词相关联,我觉得不至于,这是因为,在一个知识爆炸与瞬息万变的信息时代,每个年轻诗人都有自己的诗学承继与写作通道,看似便利的交流,实际上交流未必成为唯一与必须。如此看似那么多的诗人群落与聚会却依然不可避免的流于形式,真正的流派并未形成与产生,不妨说,诗坛处于一种从未有过的居于散兵游勇般的极度个体写作之中。故而,在当下,所谓崛起不啻是一个表象的欺瞒,或是自我陶醉的幻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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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鹿:作为第三届元诗歌奖评委会主任,你是如何看待我们这一代诗人的写作的?

 

夏汉:九零后出生的诗人的写作起点很高,绝大多数都经历过大学教育;又与各个年龄群体在同一个平面上(网络与新版图书)吸收、消化诗学知识,从而完成有效的承继。在诗学呈现上,想象力的发散和语言的塑成中,经验的莅临、疏离、漂移、剥离以及经验与词语的穿梭构成一个多样化的诗学生态。其问题是写作的不确定性,写作者由于社会角色的变换,有可能随时停止写作,那么其写作质量就可能迈不上去,在当下的情境下,犯忌也较多,比如诗的发生太过随意,想象力混乱,语言训练不到位以及阅读与写作中的浮躁和急于求成等。但总体来说,这代诗人有可能获得优于前辈的诗学成就——只要在未来的写作中,葆有一份内在的生命驱动力与语言创造力——无疑,这代诗人拥有更多的可能与期待。